这一阶段的汉唐盛世及欧、亚、非陆上贸易的兴起,使中西酒文化得以互相渗透。在唐代文献中,烧酒、蒸酒之名已有出现。李肇(公元806年)写的《国史补》中的:“酒则有剑南之烧春”(唐代普遍称酒为“春”);雍陶(公元834年)诗云:“自到成都烧酒热,不思身更入长安。”可见在唐代,烧酒之名已广泛流传了。田锡写的《曲本草》中说:“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,入珍贵异香,其坛每个以檀香十数斤的烟熏令如漆,然后入酒,腊封,埋土中二三年绝去烧气,取出用之。”赵希鹄写的《调燮类编》中说:“烧酒醉不醒者,急用绿豆粉粉荡皮切片将筋撬开口,用冷水送粉片下喉即安”(卷二);他又说:“生姜不可与烧酒同用。饮白酒生韭令人增病。饮白酒忌诸甜物”(卷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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